谁能进入“上流社会”

　　如果从财富的占有量来衡量，现在能被称做上流社会的人大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１％。据《今日美国》杂志１９９８年提供的统计数字，目前这１％的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美国财富的４２％；其中最富有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的数目最低的也达２００万美元以上。然而，家庭经济状况只能说明某些人具备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而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人除了有钱，还必须具有其他相应的条件。

　　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法国贵族托克威尔在游历美国后写下了他的长篇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他在这本著作中将美国上层阶级中的有钱人与欧洲国家的贵族做了一个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美国的富人大部分曾经是穷人，他们不是依靠继承遗产而毫不费力地过上富裕生活的。他们饱尝心酸，长期同逆境搏斗，对于贫困深有体会……这些人如今刚刚沉醉于经四十多年来的奋斗得到的财富以及享受这些财富的快乐之中。因此美国的上层阶段一直毫不隐晦地做着发财富富的工商梦。”

　　而在欧洲实行贵族制度的国家里，“上层阶级也就是贵族，贵族就是社会的统治者。他们专心投入于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而无暇去做工商业。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去经商，他们的阶级地位与意志也会马上阻挡他们的道路”。因此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在实行贵族制度的欧洲国家，上流社会的家庭在经几个世纪的演绎后不一定有很多的财富。

　　能进入美国上流社会圈子里的人必定是有钱人。但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则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ｏｌｄｍｏｎｅｙ，指经几代经营得来的钱）还是“新钱（ｎｅｗｍｏｎｅｙ，指靠自我奋斗，一下子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的“上层阶级”，暂时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处于经济上层阶级的人是否能使自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就要看他如何将自己的“新钱”加速折旧变为“旧钱”——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上流社会”的人是否接纳你。

　　“四百人”的排外倾向

　　１９世纪初，纽约的上流社会是指以艾斯特家族为核心的“四百人”的小圈子。艾斯特家族早年靠其祖宗约翰·雅各布·艾斯特与中国人从事皮货贸易而迅速致富，经几代人的努力，到了１９世纪初艾斯特家族已经成为纽约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据说，约翰·雅各布·艾斯特的儿媳妇卡洛琳·艾斯特是那个时期纽约社交界皇后，她手中有一张４００人的名单，详细记载着美国社会中名门望家庭的名媛淑女。她每一次举办舞会，都是按这张名单抽取参加者，绝无例外。以后，在美式英语中，“四百人”特指上流社会的小圈子。

　　要得到卡洛琳·艾斯特的邀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流社会总是以“高贵者”自居，排斥“暴发户”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尽管当年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富可敌国，但是范德比尔特夫人一直受到艾斯特夫人的蔑视与排挤。范德比尔特夫人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能打入艾斯特夫人的社交圈。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洲大陆上的有钱人家庭的小姐与欧洲大陆的旧贵族家庭通婚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也是“暴发户”们将“新钱”变成“旧钱”的一种最便捷的方式。当然这种跨洋婚姻毫不在意当事人的意愿，其中发生了多少人间悲剧无人知晓。美国著名的女小说家伊迪斯·华顿创作的小说里，许多情节都是取材于这样一种“跨洋婚姻”，如她创作的《纯真年代》里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位被远嫁欧洲去“联姻”的美国上流社会的妇女，后来终因不满缺乏感情基础的丈夫而离婚。

　　上流社会对于“新贵”的排斥，甚至连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都不放过。相传波士顿的一位旧贵族对于肯尼迪家族的发迹史一直耿耿于怀，即使在肯尼迪当上美国总统后，也不忘咒骂肯尼迪家族是“在街上流流的、下贱的爱尔兰人”，并拒绝与肯尼迪家族交往。当然，在美国，最终决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还是“经济实力”。

　　新教伦理与贵族传统

　　通过个人奋斗取得财富早已成为美国式的神话，这种社会风尚从根本上体现了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新教的道德伦理观。

　　回顾历史，乘着“五月花”号轮最早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欧洲移民就是那些躲避欧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清教类似加尔文的新教，把财富的积累看作是上帝的恩宠的表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早发迹的商人和制造业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清教徒。如美国垄断财阀保罗·梅隆的祖父托马斯·梅隆从小就接受清教徒的伦理观“天堂钱乃是上帝的旨意”。他在拜访一位富有实业家后就立志要与这些阔佬“平起平坐”，这成为一生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