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难事莫过于做人与用人，只要是与人打交道就会形成一道道难关，让人难以穿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成大事者都必须在做人与用人两方向超人一等、出类拔萃。

　　做人与用人之道并非只有一个标准可供寻究和执行，而是因人而异、因时有别。这就自然牵扯到做人与用人的学问。学问有大小之分，做人与用人的大学问是指能够站在最高处，放眼周围，看清或远或近的每一个人，知其心，辨其长，用其能，让他们时时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共谋天下大事；另外还需要攻防平衡，发现潜在的危险，把每一个不可信的人及早地从身边排开，以免乱了自己的整个布局。做人与用人的小学问则是流于一般，把你来我往、点头弯腰都视为可有可无，甚至只是按照自己的性子去与人较劲，害怕会损失自己的利益，因此眼中只有自己而无别人。前后对比，做人与用人的大小学问自然是迥异有别的。

　　至少有这样两个观点，也是成大事的两个根本：一是做人必须要做一个能赢得人心的人，二是用人必须要用自己信得过、有所长的人。根据站学的原理，一个人一生不能做“孤家寡人”，必须要与周围的各种人交往，从中观察和学习各种技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把自己变成一个会办事的人。看起来，做一个所谓“明白的人”和“会办事的人“极其简单，实则不然，因为有许多失败者都在这方面不及格。再者，所谓“明白的人”和“会办事的人”一定要精通用人之道．充分把自己身边的能人、强人利用起来，给他们一个大舞台，让他们出大谋、献妙策，把自己的成功基础打结实。

　　当然，做人与用人的大学问不是虚而不见的，而是体现在那些成大事者身体力行的过程中，鲜活而实在。在这方面，许多帝王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曹操做人特别有一股韧劲。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大气派，这一点一般人很难匹敌。另外，曹操做人以谨慎著称，善于眯起眼，发现周围究竟存在哪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及时找到应对之策。简言之，曹操做人有“三重”：重深算、重变通、重能人。

　　李世民做人，始终把“强”字作为人生的根基，打天下显豪气，守天下显霸气，解决难题时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总是能够打开一条通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把做人当作一门大学问，在手下人身上下功夫、摸心思、听意见、找对策，激发他们的聪明才智，让自己的天下更稳固。一句话，李世民做人有三法：一以静待动，二摸透人心，三给人位置。

　　朱元璋用人以得势为先，先让手下人显才智，然后再去挑选顶级人物，友善对待，细心照顾，给人温暖。而他自己常坐在幕帐中，自己给自己上堂做人的大课，以此起到榜样的作用。

　　雍正用人，总是站在高处看问题，不做小打小闹的事，不给别人补“小灶”，而是一出手，就行之有效，令人叹服。雍正用人心态极正，也容不得他人歪邪。

　　可以看出，做人与用人的大学问是成大事之本，凡是欲在自己的人生中有所作为者，都不可不察其妙。俗话讲“响鼓不用重捶，聪明人不必多言”，但愿大家都能从本书中捕获到自己的可用信息，争取实现“做人之巧，用人之绝”八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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